每年六四，我們都問自己一條問題：悼念晚會，去，還是不去？如今，港人得考慮更多：去維園，還是去海旁？出席集會，還是在家悼念？誠以此為香港的大進步。港人的政治反省深刻了，可供選擇的政治立場亦豐富了。大家再也不必亦步亦趨，唱同樣的歌，流同樣的淚。
當選擇增多，人與人的差異亦隨之放大，也考驗起我們的政治氣度來。梁文道撰文〈絕交〉，提出一道發人深省的問題：為政治立場不同，而棄友絕交，值得麼？維港兩岸，漢界楚河，隔水相嗔，又不知塗炭了多少友情？
不禁想起一件舊事，在意至今。高中時我結識了一位好朋友，初見如故，趣味相投。相約踏青無數，下山後，海邊臨風把酒，互吐少年高志，一時惺惺相惜。他博學多聞，好論天下，屢生奇見，恥與凡夫為伍。時值叛逆的青春期，慣了憤世嫉俗，自命清高。他於我正如濁世清流，是難得可以高談闊論的雅伴。我由衷佩服他，不單為他的過人見識，也為他的處世實力。他自小成績優異，大學考入港大的工商管理及法律系，那是港子眼中的神系了。神系既入，人中之龍，他卻無半點驕心，反老嫌系風因循，但求豢養順民，不事反省，徒為建制添薪繼火而已。如此一名多事之徒，卻不乏賞識，經常找到好的實習工。我讚他常居汙泥而不沾染，黑白兩道都吃得開。他曾告訴我，願以外交為志業，為中國獻心。我戲稱他為《挪威的森林》中的永澤兄，同樣的精明，同樣的高傲，同樣的外交志向。
今年六四，我決定到尖沙嘴集會，見識本土派的陣容。網上奇文〈澳牛的黃昏〉，提到香港有四大奇食，分別為澳牛光速餐、星座蕃茄麵、新記芝士麵及九記牛腩。更揚言若年過廿五，竟未試過四大奇食的任何一款，那就麻煩退回港人身份證，返鄉下耕田去也。正好新記芝士麵就在尖沙嘴，我決定做一晚徹徹底底的香港人，先飽嘗本土奇食，繼欣賞本土集會，植根斯地也。
飽食芝士麵後，偕友人徐步至海旁，遇上群眾洶洶，一度以為已達集會場地。定睛一看，那全都是等「幻彩詠香江」表演的旅客而已，其中又以陸客居多，頓覺可笑。再稍行，始見集會，青青葱葱一片年輕臉孔，頓覺可親。
香港的年青人變了。變得少理天下，多顧本土。變得罕言大公，益談小利。我亦不知從哪時起，變得從俗了些，務實了些。漸漸我不再熱衷登山，漸漸我不再侈談夢想。他沒變，高潔如昔。一如永澤兄結交渡邊君，於他心目中，值得結交的人很少，我卻是難得的異類。魏晉清談風盛，好品評人物風尚。也許自命清高者，都有一套嚴苛的審美觀，將萬物排級論次，從此菁蕪不雜，龍蛇異居。得他讚賞的人事很少，非議甚多。我聽久了，慢慢變得拘謹，不敢吐露真情。變得諂媚，專挑順他耳的話來說。不知從哪時起，在他面前我不敢做自己，生怕丟失了如泡影般的上品，唯有化身虛幻以苦苦支持。漸漸我疏遠了他，永澤兄最終亦失去了渡邊君。
法國詩人勒內夏爾（René Char），曾領導法國游擊隊抵抗德軍入侵，因而備受讚揚。德國哲學家海德格（Martin Heidegger），曾加入納粹黨並宣傳納粹思想，因而備受責難。這樣的兩個人，卻因同樣愛詩而結成好友，並有合照傳世。梁文道在〈絕交〉一文中，想像二人在普羅旺斯小丘結伴踏青，觀葉落，聽鳥鳴。他們並無為過去爭吵，因為「畢竟，除了政治、戰爭，以及意識形態，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其他別的存在。」
晚會畢，攜友人至諾士佛臺飲酒。甫進酒吧，啤酒妹跑來招呼，問我們飲生力、時代（Stella Artois），還是豪格登（Hoegaarden）。友人點嘉士伯（Carlsberg），啤酒妹竟推說沒有，友人堅持。我正好懷念豪格登如花似果的清香，就做了次順道的和事佬，說：「我要一杯豪格登，他要一杯嘉士伯，可以了吧？」啤酒妹善罷甘休。我問友人道：「原來你是嘉士伯的死忠麼？」友人回道：「唯不甘受啤酒妹控制而已。」我們各持異酒，為自由乾杯。
二零一四年六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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